本文作者：李啸天
一、闲话
看过韩片《兹山鱼谱》，内容讲的是朝鲜王国时期著名学者丁若铨被贬黑山岛，然后在那里致力于“实学”（实用之学），终于写成了一部海产知识大全，影响后世。
影片采用黑白摄影，很有文艺气质。但重要的是好看。想想看国内的文艺片，摇晃摇晃镜头，就觉得自己很牛逼很文艺了，其实学学韩国，看看《兹山鱼谱》这种扎扎实实讲故事的，才是真的厉害。不要觉得自己很牛掰，观众看不懂那是观众的愚蠢，真的不是这样的，长点心吧。
回说《兹山鱼谱》，看完第一印象，是：这不就是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在海南写《劝农》《书潘衡墨》嘛。片中的张昌大，不就是苏东坡的学生姜唐佐嘛？
可是，我们的文艺导演与其专研如何晃镜头，为何就不好好研究故事，拍拍苏东坡的《琼台纪事录》呢？
我这也不是无的放矢，最近上映的《野马分鬃》，被文艺青年吹上天，说是将大四学生毕业季的迷茫拍摄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同为描写大学生迷茫期的《Soho区夜惊魂》，两相对比，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同样是镜头语言，《野马分鬃》采用的是中国导演惯用的摇晃式镜头，然后一大堆人就觉得摇曳生姿，简直是切入了主角的生活之中。可以，同样的镜头讲究，《Soho区夜惊魂》的镜头才是真正高级款好吧，其对光线的应用及捕捉，对人物在画面中的比例，对场面的调控与把握，足足可以甩出《野马分鬃》18条街。
装什么牛逼呢？还瞧不上商业电影。人家《Soho区夜惊魂》就是打着商业影片的旗号，哪又怎么了，看看人家对镜头语言的把控，实在该让中国的文艺导演重回电影学院再造。还是《兹山鱼谱》，看看人家这用镜，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同时，不动声色讲镜头语言发挥到了极致，岂不妙哉。
二、苏东坡在海南
《兹山鱼谱》中丁若铨的故事，实在与苏东坡在海南的故事太像了。
实际上，苏东坡的故事比丁若铨的曲折多，也更加离奇，更加具有传奇性。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电影，也没有用心去挖掘故事的导演，只有专心研究如何更好地摇晃镜头的好学导演。
元符四年（公元年）8月24日，得到宋徽宗大赦的苏轼，在从海南岛儋州北返的途中，在抵达在常州时，一病不起，享年仅65岁。
在两个月前，6月11日，苏轼在路过镇江的时候，游览了金山寺，看到寺里自己的画像仍在，于是在上面题写了一首六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前两句悲伤之极，说自己此时的自己心若死灰，无依无凭，累累如丧家之犬。给人的感觉是苏东坡真的老了，不行了，向现实低头，颓废不已。
可是，转头他又说自己这辈子所建立的功业，分别在黄州、惠州、儋州。在三地都有功绩，这可是妥妥的夸矜。这语气，妥妥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哪里还有半点的颓唐？
但细究之下，实际上苏州在政绩上出成绩的地方分别是徐州、湖州、杭州。在徐州他治理黄河（那时的黄河流向经过徐州），在湖州革新除弊，在杭州修建苏堤、治理西湖，表现都相当不错。
可是，苏轼却说他的功绩在黄州、惠州、儋州，咋回事？
实际上这是他的调侃，因为这个三个地方是他的贬谪之地，是他的伤心地。可是苏轼毕竟是苏轼，他用了一种调侃的方式，一下将这首颓废诗，拥有了适达放旷的味道，变得豪迈了。
这就有意思了。与《兹山鱼谱》相关的是苏轼的第二与第三次被贬镝。
第一次被贬黄州（黄冈），简单提一下，因为后两次被贬与第一次有关系。
苏轼升官与被贬，都与“党争”有关。当时围绕“王安石变法”，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以及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的“旧党”。
苏轼最初是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一下爆得大名。21岁的苏轼参加高考，主考官是欧阳修，初试官是梅尧臣。首先是梅尧臣对苏轼赞美不已，然后到了欧阳修那里，因为是闭卷考试，欧阳修拿到苏轼的卷子觉得实在特么棒了，但是觉得这文风怎么好像自己的学生曾巩？于是，为了避嫌，给了个第二名。结果开卷之后才知道这个被委屈到了第二名的是苏轼。
欧阳修实在太喜欢苏轼了，就到处安利他。结果，苏轼多少有些飘了，就开始指点江山。于是，他对刚刚开始的“王安石变法”发表了一些意见。
结果，王安石很不高兴，加上老王正当红。而且欧阳修也属于旧党，不支持改革。结果，大佬欧阳修不得已被迫离京。靠山已倒，苏轼在京城也混不下去，于是主动提出出京任职，然后就去了杭州。在杭州干了3年，然后就去了徐州，在徐州搞出政绩了。于是被提拔，去了湖州，在湖州更是干出了更大的政绩。
有了政绩，然后苏轼又飘了。忍不住，又开始指点山河，向皇帝递状子。结果，文辞不当，被“新党”抓住把柄，差点搞死他。好在王安石惜才，给皇帝进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一言而决，苏轼保住了一条小命。
然后，他就被贬到了黄州（黄冈）。这是第一次被贬，时年43岁。
在黄州，因为是贬官，不在权力核心之内，所以也谈不上啥政绩。但是，我们的大词人在那里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妥妥在黄州打造了一部伟大文学家的炼成记。
而且，公务之余，苏轼还带领家人在黄州城东开荒，辟出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于是“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此而来。
这还没完，大名鼎鼎的“东坡肉”也是这个时期被他研制出来的，流传千古。
苏东坡不仅词写得好，美食也是大家。
不过，福兮祸之所伏。苏轼文章写得好，结果因言获罪。苏轼美食玩得好，还因食获罪。下面就来谈一下。
苏轼在黄州老实待着，直到老皇帝宋神宗去世，宋哲宗上位。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结果，太后不喜欢“新党”，于是重新提拔“旧党”领袖司马光为相。
“新党”一下没戏唱了，“旧党”牛逼了。因为当初苏轼是因为“反对”新党离京的，于是被旧党引为同僚，将他调进京城，提拔为了礼部贡举。
不过，苏轼也不是吃素的。他眼见“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压制打击“新党”的手段实在太过于龌龊，就忍不住又提出了批评。
结果，“旧党”一看，哎呦，用错了人啊，苏轼你丫是个披个“旧党外衣的“新党”啊，得了您呢，也滚蛋吧。
好在，这次没有被贬，而是苏轼再一次主动提出外调，眼不见为净，老子不跟你们为伍。然后，就第二次到了杭州，担任一把手。
就是这一次，苏轼在杭州大力整治西湖，修了苏堤，又一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杭州是个好地方，好风好水养好人，苏轼在这里待得很滋润，就想在这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结果朝廷看他在杭州干得不错，就把他调回京城。结果，苏轼那尿性，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合不来，于是再次出京，先去了颍州，然后又去了扬州，再然后又去了定州，都是平调。
不过，京城里的政坛格局，再次发生变化。重用“旧党”的高太后的去世，哲宗正式临朝执政，然后哲宗偏偏不喜欢“旧党”，又开始重用“新党”。没了靠山的“旧党”又不行了。
好嘛，“新党”一上来，还是老花样，换汤不换药，照样打击政敌，谁是“旧党”我打谁。
苏轼你不是在“旧党”执政时期，作为地方大员，在各地调来调去嘛，那你肯定是“旧党”的人。那就对不住，下去吧你呢！
于是，苏轼无缘无故就被贬了，这次，是被贬到了当时的南部边陲惠州。
所以说呢，苏轼是“新党”不喜欢他，“旧党”也不喜欢他，两面不讨好。
不过，无论如何，苏轼人生故事中最精彩的地方来了！
后面的故事可以与《兹山鱼谱》无缝对接了。
在惠州，南蛮之地，苏轼苦熬了三年。时间到了公元年，宋哲宗绍圣四年，苏轼62岁。
这一年的年初，二月份，苏轼倾其所有，新建了一座住宅，名为白鹤新居。白鹤新居西可远眺惠州西湖，东可遥见黄墙青瓦的寺院僧楼。
有了新房子，苏轼觉得总算能过得舒适一点了。“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乔迁之喜，加上与子孙团聚的天伦之乐，让春天里的苏轼喜不自胜。他为此写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言绝句：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前两句，还是写实的，写出了自己这三年来的困苦，加上那段时间他的痔疮发作得很严重，日子还是过的挺苦的。
可是，后两句诗风一转，变得非常闲适，满满都是王维的“田园风”。这后两句写的也是真特么好，区区14字，却非常具有画面感。苏轼写家人向他通报，告诉他说因为知道您苏大先生春睡睡得美美的，周边人都不忍心打扰，就连附近道观里的值夜人，在五更例行敲钟的时候，手底下都特意轻了许多。
这画面，简直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既视感。太田园了，太安逸了，太美好了。
什么霜风，什么病容啊，都是小事，整体上日子过得美着呢。
好嘛。苏轼太有名了，诗歌然后就传开了。
结果，苏轼的这首诗，就传到了京城，传到了宰相章惇手中。他一看，然后就笑了。章惇笑着说：“苏子瞻尚尔快活耶？”
吆嗬？！苏轼居然过的这么快活啊？！！
那好吧，看起来贬得不够嘛，没有起到作用，太失败了。
怎么办？
继续贬！
于是，身在惠州坐，祸从天上来。
苏轼啥都没干，就被继续贬了。
这次，直接贬到了海南岛上的儋州（当时也叫儋耳）。
连同他的弟弟苏辙，一起贬。贬去哪？雷州！
为啥苏轼是儋州？为啥苏辙是雷州？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章惇选择儋州这个地方，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两个字看起来差不多。而苏辙被贬谪到雷州，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字。如此荒诞的理由，后世之人没有不为之愤懑的。
按说，章惇和苏轼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据史料记载，章惇为人豪爽，但心胸狭窄。因苏辙弹劾过他，便怀恨在心，并迁怒于苏轼。
看了没，这次苏轼还是受累于“朋党”，不过这次的“朋党”是真朋，血脉相连，被亲弟弟连累。
不过，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关系是真的好。“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就是写给苏辙的，抒发的兄弟情，不是情诗，也不是写给小情人的。
话说，苏轼接到圣旨，不得不挥别惠州，前往儋州。
结果，在路上听说了苏辙被贬雷州。于是，苏轼就快马加鞭，去找苏辙叙旧。然后，苏轼一路赶到藤州（广西藤县），在5月份兄弟俩终于相见，抱头痛哭。
两人并肩走了好久，互诉衷肠。有一天，他们来到藤州的一家小酒店歇息，店里只有做工低劣的汤饼，也就是热汤面片。养尊处优惯了的苏辙，看着脏兮兮的碗筷和“粗恶不可食”的汤面，便放下筷子唉声叹气。而苏轼却毫不在意，风卷残云，片刻吃个精光。还跟苏辙调侃说：“你想仔细品尝这美味吗？”
这就是苏轼，依旧不改他的爽朗劲儿。
两兄弟俩相聚了有大半个月，苏辙一路送苏轼去海南岛送到了海边，最后还是分别了。“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那光景，相当令人感到心酸。
到这里，正好接上了《兹山鱼谱》的开篇。影片的开头是丁若铨与丁若镛兄弟分别被贬，丁若铨最终前往黑山岛，就像是苏轼前往海南岛。
苏轼到了海南，就觉得这辈子应该回不去了，大概率要死在这里了。所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在写给苏辙的信中，也提到“海南万里真吾乡”。
话说，章惇为了整治苏轼，还对贬谪后的苏轼有如下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
不过，昌化军（儋州）的军使张中，就仗着山高皇帝远，对公文不予理会，对苏轼很是照顾，把他奉为上宾，盛情款待，还时常与苏轼的儿子苏过对弈达旦，苏轼则观棋不语，一赔就是一个晚上。
苏轼很感激张中，就赠给张中一首诗，其中提到“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
结果，这首诗又传出了，引发苏轼政敌的不满。半年后，发令下来了，免了张中的官职，还苏轼赶出了官邸。
自己好日子结束了不说，还连累好人丢了官，苏轼一时十分沮丧。据说好友佛印一度要来海南看他，他写信回绝，称自己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
不得已，苏轼只好用手里仅存的一点点积蓄，在儋州城南的桄榔林下，买了一块薄地，并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桄榔庵”。好在海南的黎人淳朴善良，豪爽好客，经常有人给苏轼父子送些吃的、用的。
当然，苏轼自是苏轼，颓唐只是一时，就像与苏辙一起有口面片汤就很开心了。现在自己生活了，就又开始琢磨起吃的来。然后，非常开心。
当地人以山芋为主食，父子俩自创了一道美食，名曰“玉糁羹”。并以诗记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看吧，吃就吃吧，还写诗，还不长记性。
这还没完，他还大大拓展食谱。在给弟弟苏子由的诗《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中，还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吃猪肉、鸡肉也就罢了，还熏老鼠肉、烤蝙蝠，幸亏古代没有禽流感，没有非典，没有新冠，苏轼吃的乐呵乐呵的。
有一次，当地的土著百姓送来一些生蚝，父子俩把它们剖开，把肉放进锅里，然后苏轼突发奇想，倒进一些酒煮了起来，味道十分鲜美。边吃边嘱咐儿子苏过不要对外人谈起，“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当然了，苏轼在儋州不只是吃吃喝喝。
据儋州史料记载，苏轼在儋州三年多的时间里，向当地的黎族百姓传播中原文明，可谓不遗余力。他在儋州所做的事，比《兹山鱼谱》的丁若铨要牛掰多了。
首先，是农业。当时的儋州土著居民，不耕种土地，而以卖香为生，这里的农业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水平，荒地极多，收获甚少。苏轼克服了起初语言不通的困难，极力劝说当地黎族百姓，以农业为生存的根本，指导大家耕作的方法，并写了《和陶劝农六首》，真诚地告诉大家：“听我苦言，其福永久。”
其次，是卫生。当时本地人思想封闭，文化落后，疾病流行。而且祖祖辈辈都直接饮用沟塘里的积水。遇到疾病不请医生而相信巫师。苏轼就耐心地教化大家讲究卫生，指导当地人勘察水脉，掘土打井，人称“东坡井”。从此人们不再饮用沟渠浊水。
再次，为了传播文明，大力制墨。当时的海南缺笔缺墨，尤其是墨，十分昂贵。苏轼小品文《书潘衡墨》中记载，金华墨商潘衡来儋州制墨，得到的松烟很多，但是墨的质量很差。苏轼教他把炉灶与烟囱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让炉灶再宽大一些，结果得到的松烟虽然只有原来的一半，但是墨却比以前更黑，质量更好了，这就是著名的“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的由来。
第四，埋首著作。在海南三年，苏轼共创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写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同时续写完成了从黄州开始动笔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
第五，传道受业解惑，创办了“载酒堂”。载酒堂，是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而命名的。到了清代，进士王方清和举人唐丙章在此掌教，“载酒堂”正式改称“东坡书院”。
表面上看，“载酒堂”是苏轼与朋友饮酒求乐的“会所”，实际上，是他以文会友、“问奇请益”、敷扬文教的地方。其中最显著的贡献，是亲手培育了几个优秀的本土学子。此前，海南一直没人参加科举考试，中原地区也一直没有海南人为官。像笃学上进、侠义好客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词义兼美”、忠厚正直的琼州“佳士”姜唐佐等人，后来都成了名流。
苏轼的“载酒堂”就是张中和黎子云兄弟倡议集资，并在黎子云祖宅边修建的。后来，苏轼成了黎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饮酒，这给苏轼枯燥苦闷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更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琼山府的学生姜唐佐。他本身是当地学堂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一面认真教书，一面潜心读书。可惜几次参加科举，均屡试不第。后来，得知苏轼被贬儋州，姜唐佐便带着老母亲从琼山赶来拜师，并一直侍奉左右，深得苏轼真传。
姜唐佐气质不俗，文风磊落大方，错落有致，很有中州之风。去广州应考前，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结果，第二年姜唐佐带了这把扇子，前往北方赶考。等到了汝州时，去拜会了已经摆脱贬令，赴汝州上任的苏辙。苏辙感慨万分，拿起了那把哥哥提的扇子，为姜唐佐续了后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同时，苏辙告诉姜唐佐，苏轼的贬令也被解除了。但是，苏轼在北返的途中已经去世了。
姜唐佐听闻此言，如五雷轰顶。于是，他对苏辙表示不再参加任何考试，要回到家乡开办学堂，把老师苏轼播下的中原文化火种继续播撒下去。
后来，姜唐佐回到家乡，开坛讲学，终老乡里。
就这样，由于苏轼自己留在儋州的时间只有三年，而且教习姜唐佐、黎子云、张中等人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有了有了姜唐佐在其后的“破天荒”，才有后来海南的人才辈出。从此以后，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人，进士97人。《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苏轼的心态之好，还有一事可以证明。
当苏轼北返时，路过岭南。结果，当初构陷打击他的宰相章惇因为反对徽宗即位，被贬谪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怕苏轼报复他的父亲，便写信请苏轼手下留情。苏轼马上回信安慰他们，并把自己在岭南生活的心得和经验告诉章援，还嘱咐他岭南缺医少药，要给父亲多带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章援见信后，深为苏轼的宽宏大度和古道热肠所感动。苏轼给章援的回信，被林语堂先生称为伟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献。
苏轼在儋州的生活，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写作一部《兹山鱼谱》，但是他的“劝农诗”，他的“制墨术”，他的美食食谱，还有载酒堂上的教谕，加一起，实在比丁若铨厉害太多了。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句苏轼写的诗句，可以算是苏轼及丁若铨的共勉句。
后世的我们，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写出《兹山鱼谱》这样经典的影视作品。
三、《兹山鱼谱》讲的又是啥样的故事？
中国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韩国有“三丁”丁若铨、丁若镛、丁若钟。
三苏中的苏洵去世的早，在苏轼与苏辙贬到中国的最南边的时候，就只剩下了两苏。丁家也一样，当丁若铨被贬黑山岛，丁若镛被贬康津，丁若钟已死，只剩下了“两丁”。
“两苏”被贬是因为“党政”，“两丁”同样如此，而且都涉及到了太后的问题。
大宋是“新党”与“旧党”，朝鲜则是“时党”与“僻党”。
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斗争，就有党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当时的朝鲜王朝，除了具体的“时党”与“僻党”，更大背景的党争是“东人党”、“西人党”与“南人党”。因为朝鲜以前就存在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地域之争一直存在，三党之外，更有“老论派”与“少论派”，这个过程太复杂，这里不展开。
只说，“三丁”丁若铨、丁若镛、丁若钟同属于“南人党”里的“时派/时党”。所谓“时党”，是指的是顺应纲常、顺应帝论（正祖）的意思，同时含有趋炎附势、不辨是非的意思。而“僻党”则相应于“时党”，讲自己是在穷僻的处境下也要固守义理、坚守帝见（英祖）。
两派更具体的分歧在于对待思悼世子的态度上。（对，就是《思悼》里的刘亚仁主演的那个思悼世子。）“时党”追随朝鲜正祖意志，提出给思悼世子（已改谥庄献世子）伸冤乃至追尊为王；“僻党”则坚持英祖所定“壬午义理”，反对给思悼世子翻案，以英祖王妃贞纯王后为靠山。
朝鲜正祖在位时，“时党”与“僻党”尽管存在激烈的党争，但限于观点，政治处境上倒也相安无事。正祖去世，纯祖上位，由于纯祖年幼，英祖王妃贞纯王后便垂帘听政，把控了朝政。
贞纯王后就像大宋时期的高太后一样，她上来后，就不管一切，开展了大清除，看不惯的一律打倒。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辛酉邪狱”。
（《思悼》里的贞纯王后及现实中的贞纯王后照片）
贞纯王后自己是“僻党”核心，她也不说是打击“时党”，而以打击“邪教”的名义，对“时党”以重重一击。
年（朝鲜纯祖元年，辛酉年）正月初十，贞纯王后金大妃颁布教书，申明天主教为“无父无君”、“毁灭人伦”、“背驰教化”的邪教，下令全面肃清天主教徒，揭开了“辛酉邪狱”的序幕。
诏令之下，包括李端源、前正言李家焕、前县监李承薰、前承旨丁若镛、前正言洪乐敏、权哲身、丁若钟、女会长姜完淑及其家族（教徒崔必恭和天主教总会长崔昌显在金大妃禁教教书发布前已落网）相继被捕下狱。其后李家焕、权哲身不堪刑讯，死于狱中。
二月二十六日，丁若钟、崔昌显、崔必恭、洪教万、洪乐敏、李承薰等被判斩首示众，丁若铨、丁若镛兄弟以有悔意，改为流放。
也就是这一次，“三丁”中的丁若钟被斩首，丁若铨、丁若镛被流放。
丁若镛被流放康津，18年后接到赦令，结束流配生涯。然后他把谪居之苦中遇到的苦难，全部升华成学问，将他全身心投入到对学问的研究中，写出了许多对百姓生活有实际意义的不朽名著。其中有研究如何运营国家赋税与财政政策的《经世遗表》，研究地方官员应如何为百姓制定政策的《牧民心书》，以及载有麻疹与天花疗法的医书《麻科会通》等，成为了“实学”大家，被后世奉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
相对于弟弟丁若镛，哥哥丁若铨被发配黑山岛，成就上要小不少。只是，他在黑山岛上，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赦免。这大概是因为他是哥哥，长者为尊，朝廷看来啊更具有示儆效应。
在黑山岛上，丁若铨建复性斋，教育岛上青少年，通过著述来抚慰郁积的心情，最后在那里去世。
《兹山鱼谱》正是丁若铨这种背景下的大著。
兹山，也就是黑山。丁若铨在《兹山鱼谱》的序言里开头就是写道：“兹山者，黑山也。余谪黑山，黑山之名，幽晦可怖，家人书辄称兹山，兹亦黑也。”
实际上，朝鲜历史上丁若镛的学问比丁若铨更大，但《兹山鱼谱》选用了丁若铨为主角，薛景求主演。丁若镛也有出镜，柳承龙主演。
但电影《兹山鱼谱》里的故事，整体上荒诞不经，基本上都是假的。
电影中丁若铨在黑山岛上备受排挤，只有一位寡妇肯接纳他。实际上，按丁若镛的记载，丁若铨入岛后，“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骄贵相加。岛氓大悦，争相为主。”看起来，丁若铨与当地人相处得较为愉快，当地人也乐意把他迎接到家中。与电影中展示的由当地人负担丁若铨衣食之资的景象不同，实际上丁若铨的开销是由他自己支付。
按黑山岛的惯例，流配之人的开销由其自费负担，与当地无涉。但在黑山岛这样的偏远之地，罕见文化水平较高的读书人，这些流配之人可以向当地人教文授课，从而用自己的学识赚取生活所需。丁若铨“谪居黑山之七年，有童子五六人，从而学书史，既而构草屋数间，榜之曰‘沙村书室’。”虽然黑山岛生活条件恶劣，但丁若铨对这种与当地人相处愉快的生活也流露出满意之色，他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因遣兴未论才。凉颷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鴈欲回。小屋青山侵席冷，四邻白酒捧杯催。樵儿钓叟懽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沙浦小集次杜韵》）
正是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电影把张昌大描绘成向丁若铨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关系。但按丁若铨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所言，他对张昌大的态度是“遂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丁若铨曾作诗寄给张昌大，诗云：“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忽忽初更话，悠悠隔海音。何当穷日夜，到底理源深。”（《寄张昌大》）在丁若铨看来，张昌大是一位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士交往，也是苦闷流配生活中的慰藉。
电影《兹山鱼谱》里，对张昌大的改编太多，太戏剧化了。相对而言，姜唐佐与苏轼的关系才更具有戏剧性。
还是那句话，可惜我们没有自己的《兹山鱼谱》，可惜了苏轼这样的好故事。
四、尾声
实际上，拿丁若铨比作苏轼，也不够恰当。对于苏轼来说，简直是侮辱。
丁若铨在黑山岛上，终其一生都郁郁寡欢。苏轼才不是这样的人。
丁若铨可比的中国人也有，那就是沈从文。
丁若铨被流放后，不再搞哲学等与时政相关的学问，转而去搞“实学”，其实是一种躲避，苏轼就不会躲。会躲的人，就是沈从文。
年之后，沈从文再也没有创作过文学，也不议论政治，而是转身投入了故纸堆，去研究古代服饰、漆器等学问去了，写出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系列专著。
但是，沈从文甘心吗？
不知道。
不过，有一个故事可以侧面看一下他的心境。
在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哥时的事，沈从文说，在那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沈夫人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这大概说明，沈从文其实是不甘心的，心中有郁结，无处发泄，只能倾吐于扫把，倾诉于故纸堆，然后一个小记者的一句安慰，就打开了他的心扉，忍不住委屈，痛哭于声。
丁若铨之写作《兹山鱼谱》，大抵也是如此。
至于苏轼，那就只能是丁若铨仰望而不可及的人了。
*文中有关苏东坡的剧照，来源于央视版6集纪录片《苏东坡》，及《思悼》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