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早期是个什么样子
中医的起源并非是《*帝内经》，内经的作者也是众说纷纭，相比之下，年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要清楚得多，时间是公元前年，文字明确，没人篡改。
但是这部货真价实的小方书在中医界并没有多少人重视，只有考古价值。
《五十二病方》没有谈阴阳、五行，老老实实地记载了例病方，种药物；此外，它记录的治疗以手术为主，而不是汤药，其中一些医案至今看来都称得上“高科技”，比如方中相当多的痔疮割治。
《牝痔》第七方，记录为女性内痔割治，手术方法是：取狗膀胱，扎住其中两个管道，以细竹管插入另个一管道，塞入肛门之中，吹气使膀胱膨胀，然后再慢慢将膀胱往外牵引，待肛门向外翻转露出痔核时，再用刀切除。这套技术，医界的说法，与现代西医外科“气囊充气式”割治痔疮术基本相同。
当然，《五十二病方》的价值，并非仅在印证中西偕同的原理，而是，它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医的整体认知，一些历史上流传而被当做神话处置的史料就此得以进入严谨的医学史。
比如华佗神话。
《三国志》记载华佗医术：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瘥（病愈），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华佗医术中这些“刳割”、“破取”、“断肠湔洗”、“缝腹膏摩”之类，在以阴阳调和为理、汤药主治为术的后世中医与文人看来，多少有些无法理解也不敢正视。
因此，一些历史记载如“帝（司马师）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世宗景帝纪》）之类的眼科手术，就被史家沈约等怀疑；
《汉书·王莽传》中王莽命令太医、尚方与巧屠将*敌抓捕，做“活体解剖”，说是为了治病，“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之类，自然被认为是不经之谈。
尽管解剖一词最早记录于《灵枢·经水》，但传统中医总是讳言此类“血腥”之事。到了科学化时代，华佗、扁鹊等医术引发质疑，也就顺理成章了。陈寅恪老先生就颇为怀疑华佗故事是比附印度佛教的，见其名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卫聚贤则认为扁鹊来自印度，后来的医学史家如廖育群则略微严谨些，认为华佗故事多少起源于后人的心理需求的建构等等，华佗技术于是真的被当成神话了。
遗失的中医外科技术
不过，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华佗医术如果真能代表当时医疗水准，而非个案或神话，按理它不会随着华佗被杀而失传。要重建中医的新谱系，需要医学史拿出系统的史料。
好在《五十二病方》并非个案。
年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发现有一例开颅手术证据，如此，可以证明早在五千年之前，就已经实施这类高难度手术了。医学考古界发现的这类开颅术至少已经有了三十多起，这些算是地下的发现。
文献中的记载也并不少。
南北朝的《刘涓子*遗方》也是一部外科专著，一些史家认为它是刘宋武帝（~年）的随*外科医生龚庆宣的著作。
魏晋南北朝之后，外科有传承发展，如兔唇修补术，《唐诗纪事》“方干”条中记载，替方干修补兔唇的医生曾治愈过十人（兔唇修补术的记载延续至17世纪）。
一些医学史家如李经纬等为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以外科为主流，原因可能与打猎和战争密切相关，需要面对经常性与大面积的创伤和化脓性感染。我国最早的医事制度和分科中设置了金疡和折疡应该也是反映这种社会需求的，如《周礼》中记载的“疡医”负责治疗疮疡、肿疡、刀枪和骨折之类。
中医外科文献不绝如缕
年，王肯堂著有《外科准绳》，记载了诸如肿瘤摘除术、甲状腺切除术、肛门闭锁症成形术、耳外伤脱落缝合再植术、骨伤科整复术等，手术过程中的消*技术也有详细记载。
年申斗垣著《外科启玄》，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书中尽管采纳了内外兼治理论，但却记载了相当丰富的外科术经验，如截趾术、下颅骨脱臼整复术、骨结核死骨剔除术、鼻息肉摘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食管气管缝合术等。
《外科正宗》记载了一则食管气管缝合术，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令人惊叹。气管和食管都割断了，但如果还没有“额冷气绝”，可以迅速实施抢救：
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棉纸四五层，盖刀口药上，以女人旧裹脚布将头抬起，周围缠绕五六转扎之，患者仰卧，以高枕枕之脑后，使项部郁而不直，刀口不开，冬夏避风，衣被复暖，待患者从口鼻通出，以姜五片，人参二钱，川米一合煎汤，或稀粥每日随便食之，接补元气。
手术自然要快，但康复时间却较漫长，陈实功说，食管气管都断了的得百日之功才能痊愈，只断一根则需要四十日之力。以此方式他曾治愈过强盗郭忠、皂隶沙万、家人顾兴，都是气管和食管俱断者，还治愈过十多个单断者。
不过这些高难手术很难为正统医家理解与容忍，为了说服自己接受这些事实，一些文人需要借助“兽医”技术以为佐证。
明代叶权在《贤博编》中就以治疗鸡瘟的事来证明这些手术之可信，他说：“鸡瘟相次死，或教以割开食囊，探去宿物，洗净，缝囊纳皮内，复缝皮，涂以油，十余鸡皆如法治之，悉活。庄家所宜知，且华佗之术不诬也。”......
治人的外科，在西南等偏远之区也是“百姓日用”之类，湖南西部、云贵、四川、广西一带的民间“水师”（正骨兼外科，也具有部分巫术意味），其实就是“职业外科”，“华佗传人”。
活动在云南一带的“老神仙”陈凤典（原籍河南），湖南辰溪骨伤科医生张朝魁、贵州的“李神仙”等，都是能“剖腹刳割”的“郎中”，只是他们被边缘化，只能在地方层级流传，那是属于方外传统，留待以后再说吧。
中医风格的变迁分期
清代苏州名医张璐在回顾自己从医经历时将中医的这种变迁划分为三期。
第一期，在明中叶之前，为“其技各专一门”，接着，就是大量儒者进入医界；
第二期，在明清交际，“壬寅以来，儒林上达，每多降志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躁一时，于是医风大振，比户皆医”；
第三期，是儒林医学全盛，而专科医生由此式微。
……
由于儒家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社会象征资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此，医家只有走“文本化”、“经典化”之路才能获得社会承认，获得认可与声誉。
而这些儒生，尽管他们并不懂医，也没有传授师承（专业医家绝对讲究“手法必求传授”），但他们却掌握着书写历史、建构医学谱系的话语权，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外道，是文人们说了算的，他们有如姜子牙掌握着封神之权一般。于是，一些真正的医家不得不屈身示好，以求厕身由这批文人所掌控的万神殿。……
中医玄学化是文化变迁的体现
中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话语喧嚣而技术滞碍，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表征。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后现代文化》中说，技术知识与技艺的发展、奠定和传承，有它们的文化前提，“采取何种技术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
玄学化之后的中医强调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其实不过是儒家文人的强势话语对中医历史的改写与重构的产物，是“文字教”传统塑造的结果。
改编整理自邓文初文章
邓文初，中国*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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